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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七子 ——雅好慷慨,梗概多气

作者:admin来源:古诗词网时间:2015-09-26阅读:

建安七子,是建安年间(196~220)七位文学家的合称,包括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。

“七子”之称,始于曹丕所著《典论·论文》:“今之文人,鲁国孔融文举,广陵陈琳孔璋,山阳王粲仲宣,北海徐干伟长,陈留阮瑀元瑜,汝南应玚德琏,东平刘桢公干。期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。”,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,所以“七子”之说,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。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,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,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,后来投奔曹操,地位发生了变化,才有了安定、富贵的生活。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,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。故尔他们的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。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,又号“邺中七子”。

“七子”中,各人又都有并称。曹植与王粲、刘桢并称“曹王”、“曹刘”。南朝肖纲《与湘东王书》:“远则扬马、曹王,近则潘陆、颜谢。”钟嵘《诗品》:“昔曹刘殆文章之圣。”王荣与刘桢并称“王刘”。胡应麒《诗薮·内篇》:“王刘以降,敷衍成篇。”

一、人物简介

孔融(153~208)

孔融其实家学渊源,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,鲁国曲阜人,后来为曹操所用。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,自己取小梨,因此名垂千古,这也就是『孔融让梨』的故事了。灵帝时,辟司徒杨赐府。中平初(185),举高第,为侍御史,与中丞不合,托病辞归。后辟司空府为僚属,拜中军候,迁虎贲中郎将。献帝初平元年(190),因忤董卓,转为议郎,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。兴平二年(195),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(196),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,孔融只身出奔,妻子被俘。曹操迁献帝都许昌,征孔融为将作大匠,迁少府。在许昌,不满曹操雄诈,多所乖忤,被奏免官。后复拜太中大夫,退居闲职,好士待客,座上客满,奖掖推荐,声望甚高。终为曹操所忌,枉状构罪,下狱弃市。孔融为建安子子之首,文才甚丰。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。散文如《荐祢衡表》、《与曹公论盛孝章书》辞藻华丽,骈俪气息较多;《与曹操论禁酒书》则有诙谐意味。其《杂诗》第二首,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,哀婉动人。

陈琳(?~217)

字孔璋,广陵(今江苏江都)人,为建安七子之一,生年无确考,惟知在“建安七子”中比较年长,约与孔融相当。汉灵帝末年,任大将军何进主簿。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,陈琳曾谏阻,但何进不纳,终于事败被杀。董卓肆恶洛阳,陈琳避难至冀州,入袁绍幕。袁绍使之典文章,军中文书,多出其手。最著名的是《为袁绍檄豫州文》,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,诋斥及其父祖,极富煽动力,建安五年(200),官渡一战,袁绍大败,陈琳为曹军俘获。曹操爱其才而不咎,署为司空军师祭酒,使与阮瑀同管记室。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。建安二十二年(217),与刘桢、应玚、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。擅长章奏书记。《饮马长城窟》为他的诗歌代表作,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,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,尤为深刻。

王粲(177~217)

字仲宣,山阳高平(今山东邹县)人,为建安七子之一,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,蔡邕见而奇之,倒屣以相迎。王粲强记默识,善算术行文;一次与友人共行,读道边石碑,观一遍而背诵之,不失一字。又曾观人下围棋,其局乱,王粲复为重置,不误一道。后到荆州依附刘表,刘表以其为上宾。刘表死后,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,令归降于曹操。曹操至荆州,王粲赐爵关内侯。魏国始建宗庙,王粲与和洽、卫觊、杜袭同拜侍中,共议尊曹操为「魏王」;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,其议遂罢。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。他的《七哀诗》和《登楼赋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。《七哀诗》之一(《西京乱无象》)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,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,使人怵目惊心。《登楼赋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,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,富于感人力量,是抒情小赋的名篇。

徐幹(171~217)

??? 字伟长,北海(今山东潍坊市)人,建安七子之一。少年勤学,潜心典籍。汉灵帝末,世族子弟结党权门,竞相追逐荣名,徐干闭门自守,穷处陋巷,不随流俗。建安初,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,又转五官将文学。数年后,因病辞职,曹操特加旌命表彰。后又授以上艾长,也因病不就。建安二十二年(217)二月,瘟疫流行,亦染疾而亡。主要著作是《中论》,曹丕称赞此书“成一家之言,辞义典雅,足传于后。”(《与吴质书》)其情诗《室思》也写的一往情深。

阮瑀 (?~212)

字符瑜,陈留尉氏(今河南开封)人,建安七子之一。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,名作有《为曹公作书与孙权》。诗有《驾出北郭门行》,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,比较生动形象。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,蔡邕称他为“奇才”。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,当时军国书檄文字,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。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。诗歌语言朴素,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。诗有《驾出北郭门行》,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。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,他的儿子阮籍,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,位列“竹林七贤”,妙于音律。明人辑有《阮元瑜集》。

应玚 (?~217)

字德琏,汝南(今河南汝南县东南)人,建安七子之一。擅长作赋,代表性诗作《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》。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,后转为平原侯庶子。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,玚为将军府文学(掌校典籍、侍奉文章),著文赋数十篇。诗歌亦见长。

刘桢 (?~217)

字公干,东平(今山东东平县)人,建安七子之一。以文学见贵。建安中,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。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。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,以不敬之罪服劳役,后又免罪署为小吏。建安二十二年 (217),与陈琳、徐瑀、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。他的文学成就,主要表现在诗歌、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。今存诗十五首,《赠从弟》三首为代表作,言简意明,平易通俗,长于比与。

二、文学成就

诗歌

七子”以写五言诗为主。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,桓、灵之世”古诗”的出现,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。而“七子”的优秀五言之作,写得情采飞扬,变化多致,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。如徐干的《室思》就比同一题材的《青青河畔草》或《冉冉孤生竹》写得细腻深厚。而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、阮瑀《驾出北郭门行》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,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”古诗”晚,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。

辞赋

“七子”写了大量的小赋,他们在张衡、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,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。“七子”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: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,题材的普通化、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;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,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;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。对于“七子”的赋,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,刘勰在《《文心雕龙》·诠赋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,还特别认为王粲、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”赋首”,说他们可与宋玉、司马相如、左思、潘岳等并列。

散文

孔融的章表,陈琳、阮籍的书记,徐干、王粲的论说文,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。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“文以气为主”(《典论·论文》),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。“七子”散文名篇有孔融《荐祢衡疏》、《与曹公论盛孝章书》,陈琳《移豫州檄》、《为曹洪与魏太子书》,阮瑀《为曹公作书与孙权》,王粲《务本论》、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等。“七子”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,尤以孔融、陈琳比较显著。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,又多用典故,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。

作品

“七子”著作,原集皆已佚,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《中论》。明代张溥辑有《孔少府集》、《王侍中集》、《陈记室集》、《阮元瑜集》、《刘公□集》、《应德琏休琏集》,收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中。清代杨逢辰辑有《建安七子集》。

三、历史评价

“七子”的生活,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,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,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。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,孔融任过少府、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,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。不过,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,被杀。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,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。孔融在建安元年(196),徐干、阮籍在建安初,陈琳在建安五年,王粲在建安十三年,刘桢、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。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,“七子”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,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。主要作品有王粲《七哀诗》、《登楼赋》,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、阮籍《驾出北郭门行》、刘桢《赠从弟》等,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;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,如阮籍《七哀诗》、刘桢《失题》”天地无期竟”等。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,内容多为游宴、赠答等;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,带有清客陪臣口吻,显露出庸俗的态度。然而,无论前、后期,“七子”的创作都是积极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。

“七子”的创作各有个性,各有独特的风貌。孔融长于奏议散文,作品体气高妙。王粲诗、赋、散文,号称“兼善”,其作品抒情性强。刘桢擅长诗歌,所作气势高峻,格调苍凉。陈琳、阮籍,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,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,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,阮籍比较自然畅达。徐干诗、赋皆能,文笔细腻、体气舒缓。应炀亦能诗、赋,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。“七子”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,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。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,便是刘勰在《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中所说的:”观其时文,雅好慷慨,良由世积乱离,风衰俗怨,并志深而笔长,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

“七子”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他们与”三曹”一起,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。他们对于诗、赋、散文的发展,都曾作出过贡献。

四、建安文学

建安九年(204年),曹操占据邺城后,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。曹操倡导“尚刑名”,“尚通脱”,又善属文,爱文士。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,如百川赴海,相继奔往邺城,归附到曹氏周围。在这里形成了以“三曹”为领袖,以“七子”为代表的,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。他们战时大多随军,归来习文作诗,探讨文学,歌功颂德,抒发情怀,写征战之苦,述社会之乱,相互批评、磋商,共同提高写作水平,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,给后人留下了“建安风骨”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
“建安”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,东汉末,董卓乱后,军阀割据,战事频仍。长安、洛阳皆废毁。献帝从长安到洛阳,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。这一年(即196年)改兴平为建安元年。

220年,曹操死,献帝禅位于曹丕。建安文学,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,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。

建安时期,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,“俊才云蒸,作家辈出”,各种文体得到发展,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。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、大动荡、军阀混战中,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。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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